導語：回顧人類歷史，技術和倫理緊密交織，面對科林格里奇困境，筆者認為，社會倫理優先于技術創新。

在新興技術的設計和開發過程中，應優先考慮和滿足為人類服務的倫理要求，最大限度利用技術創新造福人類。結合我國國情，對于AIGC的治理分為監管治理、行業自律、企業自治、全民共治四個方面。

ChatGPT發展與治理面臨科林格里奇困境

ChatGPT是OpenAI推出的聊天機器人，通過自然對話方式與用戶交互，可以處理復雜語義任務，包括文本生成、自動問答、翻譯、代碼生成等，在人們的工作生活中存在著廣泛的應用，這種應用涉及多元主體，涵蓋多個領域。

本質上而言，ChatGPT是AIGC（Artificial Inte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）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一種。從技術角度看，AIGC的發展與應用，是一個新技術形成新生產力的問題；從治理角度看，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社會問題；從哲學角度看，其中蘊藏著人類與AI邊界的哲學問題。

綜合來看，ChatGPT的發展與治理是一個典型的科林格里奇困境（Collingridge's Dilemma），指的是一項技術如果因為擔心不良后果而過早實施控制，那么技術很可能難以爆發，反之如果控制過晚，技術已經成為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一部分，就可能走向失控，再來解決問題就會變得更加昂貴、更加困難。

ChatGPT的技術分析

從技術角度對ChatGPT的算法分析并不容易理解，筆者嘗試從邏輯思維角度解釋ChatGPT技術。OpenAI的工程師們接到的任務是：要做一個擁有人類智能的機器；工程師們的思路如下：首先，要創建一個“大腦”；其次，要整理學習資料；再次，掌握學習方法；最后，學成歸來。這就是ChatGPT技術路線的邏輯框架。

第一步，構建“大腦”。工程師認為這應該是一個“通用大腦”，這就是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構想：AGI應該是一個大系統，系統的核心是一個與任務無關的“通用”大模型，大模型依靠大算力從海量大數據中學習人類的知識，從而形成AI智能，這一步體現了工程師的系統思維，與通用復用的工程思維。

第二步，整理學習資料。人類知識的載體是文字、語言、圖畫等，所以，工程師選擇了大型語言模型LLM（Large Language Model）。在工程師眼中，大算力、大存儲、大數據使得大模型的工程實踐成為可能，隨著數據越來越豐富，算力越來越強，模型越來越大，效果也會越來越好，這體現了工程師們“力大磚飛”的實用思維，但并沒有從算法上對“力大磚飛”進行嚴格論證。

第三步，掌握學習方法。在當時的NLP（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）領域，深度學習模型已經遭遇瓶頸，通過增加模型層深來提升模型效果微乎其微，深度學習模型已經逐步被預訓練模型所取代，預訓練模型的公式為：模型性能=預訓練性能（數據+任務）+微調性能（數據+任務）。

在預訓練模型范式下，存在BERT（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）和GPT（Generative Pre-Training）兩種技術實現方式，兩者看似相似，實際上其底層邏輯卻截然不同。從十年前發表的論文來看，研究者大部分選擇了BERT技術，而工程師們大部分選擇了GPT技術。回頭看分析其原因，筆者認為研究者的思路一般是按部就班的：先是完成自然語言理解任務，而后是完成自然語言生成任務，這就是BERT技術。工程師則希望一步到位，越過自然語言理解任務，直接完成自然語言生成任務。

其具體的技術路線如下：GPT1使用預訓練方法來進行語言理解；GPT2采用了遷移學習技術高效利用預訓練信息進一步提高語言理解能力；GPT3解決了小樣本的泛化能力；GPT3.5通過指令遵循和tuning（微調）的技術進步，突破了人機交互的關鍵技術；GPT4則將上述技術實現工程化。

第四步，學成歸來。隨著大算力、大數據的“厚積薄發”，大模型“量變突破質變”，大語言模型的智力涌現（Emergent Abilities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）出現了。

縱觀人類技術發展史，一項新興技術的成功分為三個步驟：一是實驗室中技術的成功；二是工程師們對技術成本的降低；三是產業應用的試錯。目前，我們已經進入了產業應用的試錯階段。

ChatGPT的技術缺陷

盡管我們似乎看到，技術的進步在推動著ChatGPT的發展，但是由于技術的局限性，也導致ChatGPT存在一定技術缺陷。

應用平民化，但建模貴族化。應用平民化指的是ChatGPT提供了便捷的API接口，每個人都可以很方便地接入；建模貴族化指的是建模的成本太高了。ChatGPT的訓練需要大量的訓練樣本、大量的算力，這些背后更是數百名工程師以及大量內容提供者。總體而言，在應用平民化的同時，ChatGPT研究卻越來越貴族化。

AI“大而不便改”，使得人去適應AI。在ChatGPT的1750億個參數中，以“某種方式”存儲著人類的知識，但這些參數的邏輯關系、學習過程等從技術上卻尚未完全明確。這些參數的修改主要是靠訓練，而訓練依賴的是昂貴的數據集，會產生“大而不便改”的缺陷。所以，這可能會產生一個“反直覺”的問題：究竟是人去適應AI大模型，還是AI大模型去適應人。以人和手機為例，從客戶體驗角度看，好像是手機在適應人的操作，但本質卻是人去適應手機給我們帶來的生活方式！

智能缺陷：感知智能而非決策智能。從技術角度智能類型可以分為三類：基于貝葉斯公式的感知智能、基于先驗概率的決策智能、基于計算公式的計算智能。從前述ChatGPT的技術分析不難看出，ChatGPT是通過文本語言等訓練的模型，其智能類型是受限的，是局限在文字語言領域的感知智能，而非決策智能，更不是計算智能。

智能缺陷就是ChatGPT的使用邊界。例如，在金融機構中，ChatGPT不是決策智能，若用于風險決策將受到限制；ChatGPT不是計算智能，若用于資本計量也將受到限制；ChatGPT是語言領域的感知智能，是可以以文字助手的身份嵌入大部分與文本相關的工作。

AI算法固有缺陷。提起ChatGPT有人可能會有疑問，為什么ChatGPT只提供了API接口而很少開源，這就揭示了ChatGPT作為一種人工智能算法的固有缺陷：算法黑箱、算法魯棒性、算法歧視等。算法黑箱，是指由于算法模型的黑箱運作機制，其運行規律和因果邏輯并不會顯而易見地擺在研發者面前。算法魯棒性，指的是算法運行容易受到數據、模型、訓練方法等因素的干擾。算法歧視，指的是算法以數據為原料，如果初始使用的是有偏見的數據，無形中會導致生成的內容存在偏見或歧視，引發用戶對于算法的公平性爭議，這種歧視可能主要來自于資本對于訓練數據的控制。

ChatGPT靠數據訓練，其輸出的結果也是數據。從技術角度分析，在數據的處理過程中，開發公司對于數據安全的關注并不夠，所以，可能導致其存在數據安全缺陷，在與用戶數據交互的全過程中也可能存在風險與合規問題。

一是訓練數據的獲取，ChatGPT通過抓取互聯網上的信息獲得訓練數據，可能存在合規問題。

二是在個人信息收集階段，當用戶使用ChatGPT時，可能會輸入個人數據，根據《個人信息保護法》要求需要單獨授權。

三是在個人數據的加工使用階段，ChatGPT使用了RLHF（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）的訓練方法，即以強化學習方式依據人類反饋優化語言模型，用戶使用過程中的輸入和交互信息可能會用于持續迭代訓練，進一步被用于為其他用戶提供服務，從而可能構成數據共享，這時已與用戶最初數據使用目的和范圍相悖，根據《個人信息保護法》要求需要重新授權。

四是數據泄露，用戶在使用過程中輸入的信息，以及企業用戶輸入的各類工作信息，可能導致公司敏感信息泄露。

五是算法缺陷導致數據主體行權困難，ChatGPT的算法黑箱與算法復雜性導致數據主體的基本權利，如更改權、刪除權、訪問權等行權困難。

ChatGPT的潛在風險

ChatGPT所引發的潛在社會問題主要來自工作崗位、“機器宣傳”、人與AI的邊界等方面，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一系列社會風險。

工作崗位被取代的潛在風險。ChatGPT推出以來，不少新聞報道或文章分析其會取代一些人的工作。ChatGPT本質上是通過科技創新提高生產效率，是生產力的躍升，這與歷史上的生產力提升一樣，比如，蒸汽機替代馬車、電力的廣泛使用替代蒸汽機等，都是以更少的人力去生產商品，讓節約的人力進入新興行業，增加新的商品和服務供給。雖然會在短時間內對人類的就業結構產生沖擊，但由于人力資源的稀缺性，中長期不會導致大規模失業的問題，只是就業結構發生了變化。

這種結構變化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：一群人的工作是發展AI，一群人的工作是被AI所取代，取代你的不是AI，而是先掌握AI能力的人。

“機器宣傳”的潛在風險。ChatGPT為代表的AIGC的內容生成，可以在短時間內制造大量包括文字與圖片在內的“新內容”，其受制于訓練數據的分布。也就是說，雖然ChatGPT的技術是理性、中立、客觀的，但是由于訓練數據存在歧視，可能導致輸出結果存在歧視，導致“機器宣傳”可能存在風險，這種風險在技術中立的掩蓋下具有一定的隱蔽性。所以，需要大力推動人工智能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雙向平衡，構建內容與監管的融合統一。

“資本逐利”的潛在風險。在ChatGPT之前的一個熱點是元宇宙，ChatGPT火爆以后，元宇宙迅速降溫，給人的感覺是二者此消彼長。但從技術角度來看，AIGC客觀上為元宇宙中UGC（User Generated Content）創作提供了助力。元宇宙設想通過用戶創作內容的方式來打造元宇宙，而AIGC本身就是內容創作的輔助工具，通過AI和文本、繪圖、視頻的結合，形成了元宇宙內容創作的新生態。之所以給人此消彼長的感覺，其原因有三，表面原因是元宇宙的應用生態沒有形成，如VR游戲等依然看不到突破；次要原因是流量遷移，即元宇宙的流量向ChatGPT的遷移；根本原因是資本的短期逐利性，資本來了又走，是一個階段的結束也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。

潛在的法律風險。一是著作權。ChatGPT生成的文學作品、代碼等存在著著作權歸屬不清的問題。主要包括：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均規定法律主體為享有權利、負有義務和承擔責任的人。

二是可能助長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。所謂幫信罪，即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，我國《刑法》第二百八十七條明確規定，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，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、服務器托管、網絡存儲、通信傳輸等技術支持，或者提供廣告推廣、支付結算等幫助。比如，犯罪分子使用ChatGPT的文字生成功能，形成極具說服力的釣魚電子郵件或消息，冒充人類或者組織騙取他人信息。

三是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。ChatGPT的運營商，作為信息發布的網絡內容服務提供者，需要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。若被監管部門要求責令整改，而ChatGPT的運營商無法提供有效的管理措施，致使違法信息大量傳播，可能涉嫌拒不履行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的違法行為。而前文提及的ChatGPT“大而不便改”的缺陷，則加大了“運營商無法提供有效的管理措施”的可能性。

潛在的未知風險。人與AI能否“和諧”相處，關鍵是能否達成“共識”，這是一個潛在的未知風險。例如，人類認為：人具有創造性，AI無法開展創造性工作，但AI“認為”：AI使人類的創造力大幅提升。人類認為：畢加索的畫是抽象的創造性，但AI“認為”：畢加索的畫風不過是一個模型，通過參數調整會生成多幅畢加索的畫。人類認為：人類在利用AI擴展人的智能，但AI“認為”：AI在利用人展示它的智能。所以，當“機器宣傳”的能力超過了原有的信息渠道；當AIGC產生的文字超過了人類歷史積累的文字；當非人類情感的思想被機器開發出來；當AI“過度智能”變得比人類更聰明；當硅基生產力超越碳基生產力，人類如何掌握對人類文明的控制，這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哲學問題。

ChatGPT的治理

回顧人類歷史，技術和倫理緊密交織，面對科林格里奇困境，筆者認為，社會倫理優先于技術創新。在新興技術的設計和開發過程中，應優先考慮和滿足為人類服務的倫理要求，最大限度利用技術創新造福人類。結合我國國情，對于AIGC的治理分為監管治理、行業自律、企業自治、全民共治四個方面。

監管治理：技術與內容并重。我國正在形成相對完善的法律體系，由《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》《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（征求意見稿）》《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（征求意見稿）》等政策法規強調對內容的治理；《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》等強調對技術的治理，這體現了技術與內容并重的治理思路。建議在上述治理成果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加強對ChatGPT內容產業與應用模型的方向性引導。

行業自律：倫理先行、統籌發展。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專業委員會在2021年發布了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》，提出將倫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研發和應用的全生命周期。《中國關于加強人工智能倫理治理的立場文件》中明確寫到，人工智能治理應堅持倫理先行，通過制度建設、風險管控、協同共治等推進人工智能倫理監管；應加強自我約束，提高人工智能在研發過程中的算法安全與數據質量，減少偏見歧視；應提倡負責任使用人工智能，避免誤用、濫用，加強公眾宣傳教育。建議成立行業聯盟，統籌龍頭企業、研究機構和標準化組織等發揮協同優勢，聯合制定公約、標準、指南、準則等行業制度規范，建立可信賴的AIGC技術框架、標準體系、評測機制等。

企業治理：主體責任與社會職責。《關于加強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綜合治理的指導意見》明確提出強化企業主體責任。同時也需要企業踐行科技向善理念、積極履行社會職責，例如，社會倫理、安全底線、內容治理等職責。建議加強企業與政府部門和行業組織的治理合作，為其提供可靠的技術能力，例如，內容審核技術能力、緊急辟謠技術能力等。

全民共治：提升防范意識，營造良性發展環境。一是深化公眾對于AIGC技術濫用所帶來的風險和危害的認知；二是提高廣大群眾對于虛假信息的鑒別能力；三是鼓勵廣大群眾主動參與內容與傳播等環節的輿論監督。全面共治，共同營造良性發展的生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