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如果我們總結中國過去40年的基本經驗，根據我的觀察，每當我們遇到經濟困難，遇到經濟危機的時候，都要先有一個思想解放。通過思想解放帶動改革開放，通過改革開放帶動經濟增長，這可以說是過去40年的基本規律，也可以說是基本經驗。那么，新一輪思想解放，我認為最需要解決的是兩個問題，一個是國內民營企業到底如何定位？再有一個國際問題是中美關系到底如何定位？” 8月15日，在洪范法律與經濟研究所舉辦的研討會上，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學術顧問兼首席經濟學家魏加寧發表上述觀點。
魏加寧進一步說道：“中國經濟改革做對了什么？我認為有兩件事，在宏觀上引入了市場經濟，微觀上引入了股份制，因此，中國經濟過去這些年得到了快速發展。但中國經濟增速為什么又放慢了？當然有客觀原因，比如過去高速增長依靠的“三大紅利”都發生了重大變化：人口紅利消失、資本紅利消失、技術紅利消失，包括缺乏創新動力等等。其中，一個主要原因是改革紅利消失了。”
在民營企業家群體預期不穩、民間投資增速持續回落的背景下，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，今年7月、8月中央連續出臺了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》和《關于實施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近期若干舉措的通知》，提出了31條政策措施和28項具體舉措。這是繼2005年，國務院《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》36條、國務院于2010年《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》36條后，中央關于民營經濟發展的又一重要文件。
魏加寧認為，這些政策的出臺大體方向是對的。從實際上，政策效果或者說給民營企業提振信心的效果可能在不斷遞減。因此，要警惕我們發展民營經濟的口號或者政策陷入“塔西佗陷阱”。
“當前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時機。”魏加寧說，針對民營經濟的發展，新中國成立以來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，大家對民營企業有這么高度的共識。我的觀察，無論是上中下還是左中右，對民營企業的重要性的認識空前一致。
他認為，大概有這幾個原因，一是，當前中國經濟處于下行趨勢，尤其是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房地產近幾年處于下行階段，由此帶來相關的財政風險，地方債務風險、金融風險等一系列問題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經濟持續下行，它必然會影響到社會穩定。二是，大家都認識到中國經濟要保持合理增速，就得依靠民營經濟。
“上述這些共識過去是沒有的，甚至我看到一些左派的專家，現在也都對民營經濟的發展，在態度上發生了變化，這是非常好的契機。”所以，應該抓住當前的有利時機，為民營企業徹底正名，這樣才能夠解決民營企業的后顧之憂，否則，僅僅吃“定心丸”，并不能解決民營經濟發展遇到的問題。
如何為民營企業正名？魏加寧介紹，現在大體上有這么幾種思路。第一種思路是主張把民營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一部分，類似于1980年代，戴一頂“紅帽子”，給民營經濟帶來合法性，為其贏得發展空間。“但是這種思路仍沒有跳出計劃經濟的框架。”
第二種主張是，不再按照所有制劃分企業類型。改為按規模、行業、技術類型等特性劃分企業，并以這些特性制定相關政策。
魏加寧則認為，國企、民企還是要區分的，不區分不意味著不會區別對待。越是國有企業，越要加入民主監督。市場經濟就是民營經濟，但并不否認國有企業的作用，國有企業要做民營企業做不了和做不好的事情。魏加寧說：“民營和國營的區分，強調的是經營權，國有是和私有相對應的，強調的是所有權，因此，在理論上，我們還需要探討。”
改革開放以后與計劃經濟時期最大的區別，就是出現了廣大的民營經濟。同時，因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多年，人們已經習慣了這種速度。現在經濟往下走了，經濟增速如果出現大的波動，社會穩定就會出問題，這就是我們當前急于發展，想把經濟增速保持在一個合理增速的重要理由。
如何為民營經濟發展助力，具體該如何做？魏加寧認為，發展民營經濟需要依法治國。“僅僅靠領導喊話強調是不夠的。”所以，他主張，首先要把“平等保護各類產權”盡快寫進《憲法》。如果能夠在《憲法》層面上確立這一原則，民營經濟發展，就會大有希望。“包括如何擴大民營經濟市場準入范圍，保護產權，促進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的公平競爭，這些都涉及中長期結構性改革。”魏加寧稱。
魏加寧也提到，現在，也有很多經濟學家提出一些“權宜之計”，比如，有部分經濟學家主張盡可能先用貨幣政策，建議大幅降息，以改善居民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；也有不少人士認為，在目前總需求不足的情況下，目前應以財政政策為主，通過擴大政府支出來穩定總需求。也有財政學者建議，用國債去置換地方債，以防止當前地方債務風險。對此，魏加寧的觀點是：“現在中國經濟的問題，不是常規的宏觀調控就能解決的。比如說，利率調低幾個點或者稅率調低幾個點，可能都抵不過一句消滅私有制。”實際上，當前的經濟問題并不是一個周期性的問題，根本的問題還是民營企業家信心不足。
魏加寧表示：“短期政策的效果在遞減。需要有一些根本性變化，徹底打消民營企業顧慮 ，制定政策要有長期主義策略。”他進一步分析稱，比如，如果國際環境總是要面臨顛覆性的風險，企業家群體肯定難以做長期投資，如果國內的經濟環境和政策環境總是面臨不確定性的風險，企業家群體也難以擁有長期主義策略。“因此，我們要加強依法治國。依法治國就是要給投資者提供一個穩定的預期，以便讓他擁有長期主義。”
魏加寧強調，“現在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，但企業家仍然缺乏信心。政府必須做到以法治建設為中心。我們只有把法治建設搞好了，不需要特意地招商引資，也不需要優惠政策，外企、民企有逐利的激勵，哪里的環境有保障，他們自然就會來投資。現在，那種我們所期待的高速發展的投資已經很難看到了。”
近期，日本經濟學家辜朝明提到，當前中國經濟要想走出困局，需要更積極的財政政策。魏加寧表示，“日本之所以能夠走出大衰退，我的觀點和辜朝明正好相反，他認為是靠積極的財政政策，我認為恰恰不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，而是靠改革。”
魏加寧分析稱，辜朝明的日本藥方治不了中國經濟的疑難雜癥。他所開出的日本藥方——“積極的財政政策”，不僅解決不了當下中國經濟面臨的真問題，而且還有可能誤導中國各級政府，使我們錯失改革良機，重蹈日本“失去三十年”的覆轍。在魏加寧看來，“改革就是動手術。”改革要由中央來推動，要堅持名正言順的改革。
關于當前熱議的化解地方債問題。魏加寧認為，地方政府本身還有大量的優質資產，如果讓這些優質資產進入市場交易，那么對民營企業而言，就是機會。這樣既解決了地方債務問題，又提高了民營企業的比例，也能直接帶動中國經濟增長。
最后，魏加寧建議，鑒于日本的“前車之鑒”，中國要想避免重蹈日本覆轍的唯一辦法就是：“緊緊抓住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的天賜良機，旗幟鮮明地高舉改革開放大旗，全力以赴地推進新一輪改革開放——倘若如此，我們就一定能夠獲得新的改革紅利，拉動新的增長。”
在改革路徑選擇上，他認為可從如下幾點入手：
第一，據他和團隊在2018年的測算，目前中國每年因不公平競爭所造成的效率損失、公平損失和福利損失大約占到GDP的22%；“如果我們能夠切實推進競爭政策，真正實現公平競爭，我們就能夠獲得‘公平競爭紅利’，GDP增速每年至少可以提高2個百分點。”魏加寧說。
其次，如果能夠推進高鐵體制改革、地方國企改革和國有金融機構改革，我們就能夠有效化解高鐵債務風險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，以及國有金融機構風險，從而獲得“化解風險紅利”。
再次，魏加寧表示，市場經濟就是民營經濟。如果能夠在全國人大設立評估委員會，由國資委提供國企數據，由工商聯提供民企數據，然后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地逐個進行對比評估——凡是民營企業能夠用較低成本、較高效率做得較好的領域，國有企業就堅決退出——讓國有企業集中精力去做民營企業做不了、做不好的領域。通過“民進國升”，獲得“布局調整紅利”。
“總之，只要我們能夠實現新的一輪思想解放，我們就能夠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；如果我們能夠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，就能夠帶來新的經濟增長，中國經濟就能夠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轍，早日實現現代化和共同富裕。”魏加寧說。
